“飞地经济”渐成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2024开年来，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新政动作不断。

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提出建设协同一体化都市圈，在搭建产业协作和要素对流平台方面，将创新完善、推广区域经济管理体制机制，探索多元化协同开发模式，有序发展“飞地经济”。

与此同时，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全面摸清全省“飞地”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总结科创飞地先行发展的经验成果，考虑到科创飞地和产业飞地的高度互补性，研究形成创新“飞地”体制机制政策储备，制订了《进一步推进“产业飞地”建设指导意见》。

这些举措标志着我国“飞地经济”适应全新发展阶段，将区域合作推向更深更广更规范层面，在资源优化配置及双向导入中发挥更多信息互通、产业对接、资源共享的作用。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态势。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广东、浙江等发达省份虽然自身经济实力雄厚，但仍面临发展空间受限、资源分配不均、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大力发展“飞地经济”是两省寻求突破地域限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产业梯度转移与互补共享的重要路径，也是解决省内发展瓶颈、辐射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的有力抓手。

在区域协作实践中，广东与浙江的互动尤为紧密且富有成效。在广东飞地新政密集出台前，广东省产业园区协会曾主动联络浙江飞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组织梅州、清远等地市政府主导型园区管委会领导及核心园区管理负责人作为代表团，走进全国首个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探究浙江在突破行政区划桎梏、实现区域平衡发展上的实践经验。

这次交流之旅，代表团一行先后造访了坐落于杭州钱塘江畔的慈溪（杭州）创新创意飞地，位于上海虹桥的慈溪（上海）飞地服务中心。前者不久前以最高分荣膺“浙江省数字经济示范基地”首位，至今已运营至第8个年头，是浙江省“科创飞地”先行发展、历时长久、活力持续迸发的缩影。后者则以“有核无界”的运营理念成为“科创飞地”创新发展代表，依托有限的物理空间、灵活多样的办公形式，打造覆盖更广泛、合作模式更优化、发展模式更可持续的区域产业服务平台，获评“浙江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最佳实践案例”，并被东方卫视《中国长三角》、《焦点对话》等栏目，及三省一市卫视电台联合制作的纪录片《潮涌长三角》争相报道。

在此情形下，广东、浙江政府积极推动“飞地经济”政策的完善与发展，不仅彰显了担纲发展重任的经济大省主动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战略眼光，也体现了地方政府积极探索新型区域治理模式的勇毅决心。这一系列举措有利于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强化区域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有效提升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城乡融合以及共同富裕的目标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又一探索调试、迭代创新的进步举措。

我国“飞地经济”发展模式基于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原理和集聚效应理论，允许不同地区根据各自的资源条件和产业特点，在特定区域内设立“飞地”，利用“飞入地”资源培育“飞出地”产业，通过灵活的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和最优配置。这种模式能够促进落后地区利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资源，进而推动本地区的产业发展；而发达地区则可以借此拓展发展空间，化解环境承载压力，形成跨区域的产业链条延伸和价值增值链。随着“飞地经济”的深化实践，已成为我国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进步的关键手段之一。

进入2024年，粤浙两地出台、制定的飞地新政，既是对现有“飞地经济”实践经验的提炼升华，更是对未来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布局的前瞻设计。广东以建设协同一体都市圈为目标，结合“飞地经济”探索多元化协同开发模式，旨在打破城市间行政边界，创建公平竞争、合作共赢的发展环境；而浙江则立足科技创新驱动，借力“产业飞地”强化区域互补联动，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

两地在提出这些新政策举措前虽未互相通气，却踩在同一发展步调上遥相呼应，共同描绘出一幅以“飞地经济”为纽带的区域协同创新发展蓝图，预示着未来几年我国将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内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书写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