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下半年，浙江省跟进放宽户籍政策，更多人才涌入区域中心城市。

日前，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推动落实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施方案（2023—2027年）的通知》，提及除杭州市区外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杭州市城区取消落户名额限制，精简积分项目，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内社保、居住年限同城化互认，使长三角人才流动更加顺畅。按照“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客观规律，大城市的人才聚集效应将愈加凸显。

实际上，从国家到省市层面，放宽落户限制的趋势已不可阻挡。去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今年，随着经济发达、人口稠密、户口“含金量”较高的江浙地区放开落户限制，标志着户籍制度改革步入深水区，大城市“零门槛落户”时代或将对城市发展带来诸多深远影响。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大城市户籍政策放宽是出于何种目的？人口聚集效应塑造多个新兴发展的城市群，城市群引领区域协同发展，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融合发展，反过来又带动了区域经济和人口的双增长。目前，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GDP份额，总和接近全国GDP的40%。”围绕高质量发展经济的目标，需要进一步推进城镇化，扩大消费潜力，培育新的增长动能。虽然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最大，但具生产函数相关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进一步量化分析可知，人口密度每增大一倍，相应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4.5%。近年来，我国东部地带经济发展与省际人口迁入正相关，也印证了同样的原理。

其次，户籍政策放宽并不是“一刀切”，本次杭州市区被排除在外也有先例可循。翻看近年来各地的户籍新政不难发现，无论浙江，还是广东、苏州、山东等地，在宣布全面取消落户限制的同时，总有一两座超大特大城市被排除在外。对此，在政策层面上，公安部已发文作出表示，推动各地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说明户籍政策是否放宽，还是要按具体城市的人口规模决定，限制城市盲目扩张，鼓励区域多中心化，追求人口红利最大化才是题中应有之意。

第三，超大特大城市户籍壁垒松动，“杭州市区”的表述耐人寻味。换句话说，郊区、新区，乃至周边县区，将成为一线及强二线城市零门槛落户的突破点。政府既要避免过多人口扎堆市区，造成交通、医疗等公共资源的供需、均衡难题，又想要发展城市周边区域，通过差异化落户，肥水不流外人田，打开抢人的大门。其政策制定的迫切性在于，全国人口大盘见顶，人口负增长成为常态，能不能抢到人、留住人，成了未来城市竞争的关键。与过去争抢高学历人才为主的“放开大学生落户政策”不同，本轮全国范围内的抢人大战，直接争抢的是劳动力、消费力，推动各种“零门槛落户”政策出台，接近彻底放开，意在支持当地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升级、稳定地方房价。

第四，是百万人口以下中小城市受冲击，恐成人口净流出城市。新的户籍政策下，中小城市政府需警惕，大城市人口聚集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自身人口净流出造成产业空心化，反过来又加剧人口流失，令当地经济难以发展。这方面，中小城市由于自身体量原因，先天对人才吸引力不足，又缺少应对办法，唯有转换思路，在办公空间、物流交通、产业链上向大城市靠拢，谋求借地借势发展，寻找新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目前，最实际有效，经过时间检验的方法就是在大城市中设立“人才飞地”，通过政府主导、企业主体、专业化运营的政企合作方式，利用大城市的基础配套、科技创新、资源集聚优势柔性引才，将“筑巢引凤”转变为“临凤筑巢”，实现“人才和项目在外地，转化和落地在当地”的协同创新模式。浙江省经济第一强县慈溪市在这方面布局较早，先后于2017年、2019年，在杭州、上海设立慈溪（杭州）创新创意飞地、慈溪（上海）飞地服务中心，打造长三角高层次人才项目对接交流和孵化平台，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布局“人才飞地”，招引有潜力的单位通过“人才飞地”落户慈溪，以“飞地”为纽带更好地集聚各类科研人才和科研成果，理顺“找得到、看得准、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人才培育机制，全力打通引才引智新路径。未来，这一“人才飞地”模式有望扩展成为县城涵养企业土壤，牢固人才防护林，汲取产业养分的重要经济发展抓手，以应对大城市“0门槛落户”时代的到来。

关于各地落户政策，有国内研究者对大样本数据分析后指出，人口集聚存在一个最优拐点，在拐点到来前，人口集聚都会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超过拐点后，则会产生一定抑制作用，抵消、削弱部分正向促进作用。从目前看，除北上广深外，中国大部分城市的人口集聚拐点还未到来，意味着各地抢人大战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