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前，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引领了整个中国的时代变迁。如今，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深圳再次以一年10多个“反向飞地”投入运营，彰显了发展飞地经济的“深圳速度”，并一举成为广东省内设立“反向飞地”最多的城市，其意义不亚于当年改革开放之初的破冰之举。

为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加强区域资源有效配置，广东省政府2023年初出台《关于推动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反向飞地”，解决省内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引导粤东、粤西和粤北各市通过租赁办公楼宇、设置特色园区等方式，在珠三角地区构建“反向飞地”，并采用长期租赁、弹性土地使用年限等灵活机制，以及将优惠政策纳入考核评价体系，有力推动了深圳等地“反向飞地”的快速布局与成长。

从经济学理论视角深入剖析，“反向飞地”在深圳的迅速崛起，揭示了资源配置优化与区域协同发展的深层逻辑。一方面，“反向飞地”借鉴了空间经济学中“中心—外围”模型的核心思想，通过打破地域界限，让欠发达地区能有效利用发达地区的资源溢出效应，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实现产业孵化和转化的异地联动；另一方面，它遵循了新经济地理学中集聚与扩散原理，借助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强化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的互补性和联动性，从而达到缩小区域差距、提高整体经济效益的目标。深圳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巧妙利用超大城市的资源溢出效应，将“反向飞地”模式转化为破解区域发展难题的有效工具，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省、乃至全国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的领先地位。

不同于“改开”初期深圳敢闯敢试，一路引领全国经济潮流。中国最早进行“反向飞地”探索，不断迭代更新模式，建设最多“反向飞地”的地区还要数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区域。自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上海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积极与各省市联动，构建起数量众多、形式各异的“科创飞地”与“产业飞地”。截至目前，在沪“反向飞地”数量已超过30家。

其中，不乏规模宏大、高质量低成本、模式创新的成功案例，如位于上海G60科创走廊起点的G60松江·安徽科创园，占地面积达170亩，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采用入驻企业归属地和税金都留在上海利益分配模式，跳出眼下短期利益的思维桎梏，着眼于长期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培育和产业转移。如县域飞地跨省际发展的典范——慈溪（上海）飞地服务中心，巧妙地利用上海核心商务区写字楼资源，通过“流动入驻、共享办公、集中展示、资源中转”运作模式，实现地方特色产业与大都市高端资源的有效对接和高效转化，获评“长三角一体化最佳实践案例”，已成为县域经济强链固本、开拓区域市场的“桥头堡”。

通过“反向飞地”这一创新实践，深圳、上海等区域中心城市正携手周边欠发达地区，构建一种超越传统单向扶贫模式的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在不同发展层次地区的梯度转移和深度协同发展，倡导以协同创新来熨平各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使不同区域能够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共赢，最终促进国家整体经济结构优化和平衡增长。这种模式有力证明，通过主动引导和创新联动，能够有效缩小区域间的发展鸿沟，并共同构筑起一个公平、开放且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

未来，“反向飞地”将以其特有的灵活性、包容性和开放性，在我国经济版图重构过程中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政策层面的持续支持，“反向飞地”将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上的拓展，更是制度创新、产业融合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综合试验场。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反向飞地”项目以智能化、生态化为导向，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新经济生态圈，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并通过实施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导入策略，引导各地发挥比较优势，避免同质竞争，实现区域经济错位互补、整体跃升。

最后，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随着广东省飞地政策出台及众多“反向飞地”在深圳落地，慈溪等长三角经济强县或有意在深圳增设“科创飞地”项目，将“反向飞地”作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灵动纽带，随着它跨越地理边界，联结起机遇，流淌出智慧，铸就共同繁荣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