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98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通俗的讲，先富带动后富的时代到了，全面脱贫正如火如荼，区域一体化成为了脱贫之外的另一个发展焦点，长三角一体化、珠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等，都是区域经济发展中

国家目前所倡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有力举措，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长三角地区诸多城市已经开始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实践。飞地经济模式便是这其中的代表。

在人才虹吸、产业集聚、产业转移等客观经济规律的影响下，长三角地区不少城市同样面临着人才产业难引难留的困境，飞地模式是周边地区在与核心城市的博弈与竞争中诞生的。今天，飞地模式已成为长三角区域在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引导产业项目突破行政区划与地理空间边界、带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与改造提升传统动能的重要途径。

飞地经济，是两个不同的行政区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以生产要素的互补和高效率利用为直接目的，在特定区域合作建设开发各种经济、产业园区，通过规划、建设、管理和利益分配等合作和协调机制，实现互利共赢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常规的飞地模式中，“飞出地”（经济发达地区）出资建园区厂房，“飞入地”（欠发达地区）出人力资源劳动力，“飞出地”和“飞入地”双方作为利益共同体取长补短、互补互利，盘活各自的区域经济。基于长三角区域间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飞地经济模式或将是大城市产业腾笼换鸟、并带动其他地区升级发展的有效途径。

首先，发展飞地经济，有利于长三角地区在多维空间建立产业体系。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各地的分工是较为明确的。上海充当操作系统平台，并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优质资源要素，为长三角提供人才、资金、平台；江苏的优势在制造业；浙江的互联网、数字经济发展快速；安徽的科教行业、新型工业化是亮点。

各省、市以飞地为平台载体，从长三角区域总体定位出发，转入一批符合当地发展导向的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明确的优势产业集群。

其次，发展飞地经济，有利于长三角地区资源要素的流动。

当下虹吸效应明显，外围地区的人才、资本、产业资源向中心城市流动，其他城市在产业结构调整、高端人才引进、科技项目投资等方面受到了严重的制约。飞地设立有利于欠发达地区吸纳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同时也为中心城市异地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搭建了有力的平台。

第三，发展飞地经济，有利于破除区域间的政策壁垒。

行政区划是跨区域合作的一大壁垒，要让合作双方都能够从中受益，并在合作中要明确责权利的配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飞地经济是经国家八部委“认证”，目前有据可依的、重要的、且有可复制性的跨区域合作模式，文件中“允许合作方分解GDP等经济指标”等条款从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地方政府跨区域合作的阻碍。

长三角地区不乏一些优秀的跨区域飞地案例和先进做法。

慈溪市地处上海、杭州和宁波三座大城市中间，尽享区位优势的同时也有随之而来的难题，高端人才更愿意留在薪酬更高、发展前景更好、生活环境更便利的大城市。从2017年开始，慈溪市政府和浙大网新集团合作，由浙大网新浙江飞地科技主导，先后打造了杭州飞地和上海飞地，慈溪上海飞地作为跨省域飞地的先行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慈溪上海飞地将慈溪接轨上海的工作由“隔江往来”升级为“立足虹桥”。在已有飞地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基础上，使飞地建设模式更优化、服务覆盖面更广泛、发展模式更持续，继续引领长三角“新经济合作模式”的创新实践。

未来，飞地模式将继续发挥协调区域发展的功能，为我国个区域均衡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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