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8月20日，总书记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如何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再次强调了“一体化”“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会上提到“增强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从来都是相对的，在长三角区域内看，对比上海，大多数城市都属于欠发达地区，均衡协调发展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课题。

而各地之间的行政壁垒是均衡发展最大的障碍，与人和人之间、企业之间、国家之间一样，要实现协调均衡发展，行政壁垒是一定要打破的。

为此，会上特别提到了要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有利于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实现更合理分工，凝聚更强大的合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在这之前，长三角地区诸多城市已经开始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实践。飞地经济模式便是这其中的代表。

在人才虹吸、产业集聚、产业转移等客观经济规律的影响下，长三角地区不少城市同样面临着人才产业难引难留的困境，飞地模式是周边地区在与核心城市的博弈与竞争中诞生的。今天，飞地模式已成为长三角区域在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引导产业项目突破行政区划与地理空间边界、带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与改造提升传统动能的重要途径。

飞地经济，是两个不同的行政区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以生产要素的互补和高效率利用为直接目的，在特定区域合作建设开发各种经济、产业园区，通过规划、建设、管理和利益分配等合作和协调机制，实现互利共赢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常规的飞地模式中，“飞出地”（经济发达地区）出资建园区厂房，“飞入地”（欠发达地区）出人力资源劳动力，“飞出地”和“飞入地”双方作为利益共同体取长补短、互补互利，盘活各自的区域经济。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飞地的出现是合情合理又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

一个地方的产业集聚发展大体上呈现出这么一个规律：

a.产业新兴

b.产业链上下游公司集聚

c.集聚导致竞争加剧利润下降，低附加值环节企业考虑换个人力资源、租金等成本更低的地方

d.产业链中部分环节的公司开始转移

e.转移完成，又开始了产业新兴、集聚新一轮的循环

比如说全球制造业中心之前是在中国，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制造业便开始大规模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或许未来还将从东南亚向非洲转移。

目前，长三角区域的主要城市，产业发展都达到或超过了阶段c，产业转移势在必行，区域经济也会随着产业转移发生格局性的变化。在飞地模式下，“飞入地”在不破坏生态环境、实现有效增长的前提下，可以优先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共享发达地区的高端要素资源，使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等生产要素短缺的问题得到缓解或彻底解决。

所以，基于长三角区域间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飞地经济模式或将是大城市产业腾笼换鸟、并带动其他地区升级发展的有效途径。

首先，发展飞地经济，有利于长三角地区在多维空间建立产业体系。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各地的分工是较为明确的。上海充当操作系统平台，并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优质资源要素，为长三角提供人才、资金、平台；江苏的优势在制造业；浙江的互联网、数字经济发展快速；安徽的科教行业、新型工业化是亮点。

各省、市以飞地为平台载体，从长三角区域总体定位出发，转入一批符合当地发展导向的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明确的优势产业集群。

其次，发展飞地经济，有利于长三角地区资源要素的流动。

当下虹吸效应明显，外围地区的人才、资本、产业资源向中心城市流动，其他城市在产业结构调整、高端人才引进、科技项目投资等方面受到了严重的制约。飞地设立有利于欠发达地区吸纳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同时也为中心城市异地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搭建了有力的平台。

第三，发展飞地经济，有利于破除区域间的政策壁垒。

行政区划是跨区域合作的一大壁垒，要让合作双方都能够从中受益，并在合作中要明确责权利的配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飞地经济是经国家八部委“认证”，目前有据可依的、重要的、且有可复制性的跨区域合作模式，文件中“允许合作方分解GDP等经济指标”等条款从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地方政府跨区域合作的阻碍。

目前，长三角区域不乏一些优秀的跨区域飞地案例和先进做法。

慈溪（上海）飞地服务中心

慈溪市地处上海、杭州和宁波三座大城市中间，尽享区位优势的同时也有随之而来的难题，高端人才更愿意留在薪酬更高、发展前景更好、生活环境更便利的大城市。从2017年开始，慈溪市政府和浙大网新集团合作，由浙大网新浙江飞地科技主导，先后打造了杭州飞地和上海飞地，慈溪上海飞地作为跨省域飞地的先行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慈溪上海飞地将慈溪接轨上海的工作由“隔江往来”升级为“立足虹桥”。在已有飞地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基础上，使飞地建设模式更优化、服务覆盖面更广泛、发展模式更持续，继续引领长三角“新经济合作模式”的创新实践。

衢州海创园

衢州地处浙西，人才、资本、技术资源有限，难以借助自身平台加速科技创新，但土地指标还比较丰裕；而杭州未来科技城正处于大面积开发阶段，土地指标非常紧缺。在这样的背景下，衢州以土地指标换取了余杭一块“飞地”空间，在未来科技城成立衢州海创园。

衢州希望引进一批“带技术、带项目、带资金”的高科技海归人才和团队，但相比杭州，让海归人才直接到衢州创业有一定的难度，而让他们在杭州引进、落地就比较容易实现；而且衢州属于浙西欠发达地区之一，比较前沿的一些产业和项目，特别是智慧产业和数字经济，相比于杭州、宁波等城市缺少发展土壤。想要这些企业和项目直接落地衢州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衢州海创园可以成为这些项目的跳板，帮助他们过渡。

而除了把高层次人才、优质项目“引回去”，衢州海创园还会帮助衢州企业“走出来”。衢州有一些具备一定规模的上市公司和准上市公司，在转型以及发展过程中可能需要技术人员和研发中心的支持，政府会帮助这些企业把研发中心搬到衢州海创园，或者是帮助他们在这里设立一个新的研发中心。

嘉善与上海

素有“接轨上海第一站”之称的嘉善，近日宣布在上海建立嘉善国际创新中心，鼓励本地高科技企业入驻设立研发中心，形成“前台在上海、后台在嘉善”的沪善协同创新模式。

多年来，嘉善借力上海发展，形成了“13579”现象：10%的嘉善人在上海工作、学习或生活；30%以上的工业产品为上海配套；50%的农产品供应上海；70%的游客来自上海；90%的外资和县外投资直接或受上海的影响而进入。嘉善在此基础上再打开一扇窗，便有了如今的嘉善国际创新中心。

嘉善国际创新中心（上海）是嘉善首个在上海的“人才飞地”项目。如今，“创意研发在上海，孵化转化在嘉兴”的协作体系已然形成。

无独有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极——粤港澳大湾区，飞地模式也成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打破行政壁垒的重要举措。

深汕合作区

早在2011年，在广东省政府推动下，深圳和汕尾共建深汕特别合作区，在多年缺乏有效发展后，今年广东省政府决定把深汕合作区管辖权完全交给深圳，至此，深汕合作区由双城共管转化为深圳独家管理，变成了深圳的“飞地”，到目前为止，深圳已经完成了深汕区所有的管辖体制变更，按照深圳的说法，这里已经成为深圳的第11区。

从资源合理配置的视角看，这种飞地模式显然具有前瞻性和巨大发展潜力。它能够在不改变敏感的城际土地行政权属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政府间的巨量土地使用空间整体转让，达到土地资源和能量运营的最佳整合。

未来，飞地模式将继续发挥协调区域发展的功能，为中国经济更高质量发展，奏出更有力度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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