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和上海这两座城市一直有很深厚的渊源，彼时风起云涌的民国上海滩，凭着宁波商人出色的经商头脑，宁波帮风头一时无二。

“小白菜，嫩艾艾，老公出门到上海；上海末事带回来，邻舍隔壁分眼开；小白菜，嫩艾艾，老公出门到上海；十元廿元带进来，介好老公阿里来？”

这首名为《小白菜》的民谚广泛流传于近代宁波社会，相当生动地刻画了宁波人对近代上海的印象以及两座城市的关系：上海意味着有好东西，上海意味着财富；其包含的另一个信息：上海是创业赚钱的地方，而宁波是生活的地方，是上海的后花园。近代以来，一代代宁波人前往上海“淘金”，甬沪之间的移民潮经久不衰。上海意味着机会，上海意味着希望，到上海去，成为一代代宁波人的选择。

据统计，仅1907年往来沪甬间的宁波人已达百万人次，1924年更是达到200万。而在另一份统计中，清末在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万人，到上世纪30年代更是突破百万，占当时上海居民的四分之一左右，在这个海纳百川、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中拔得头筹。由于宁波移民众多，以致上海被称为宁波人的第二故乡，宁波则被称为上海人的外婆家，几乎每一家宁波人都有上海亲戚。直到今天，上海人当中宁波裔的人仍然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在近代披荆斩棘、奋发进取的移民潮中，大批宁波人脱颖而出，其中享誉工商界的宁波帮就是在上海成就大业而傲视群雄的。宁波商人不仅在上海创立了中国无数个第一，而且在上海总商会、上海钱业公会、银行公会等上海最重要的经济团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有近代中国第一商会之称的上海总商会就是由宁波商人严信厚发起创办的，此后会长一职几乎悉数由宁波商人担任，而会董人数盛时也达一半以上。对此法国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白吉尔夫人调侃说上海总商会只能说是四明公所（宁波同乡团体）的一个分所。

宁波商人是近代上海乃至中国经济近代化的重要力量，对上海近代中国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地位如此重要，以致著名的上海本地商人穆藕初感叹道：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那么上海为什么会有如此成就呢，完全是宁波人的功劳，所以上海已非上海人的上海，而是宁波人的上海。同时上海不仅是近代宁波人创业的大本营与大舞台，而且是近代宁波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桥梁。近代以来，所有宁波籍精英成长成才的背后几乎都有“上海元素”的作用，此不独商界为然。可以说，宁波人对近代上海的崛起有着重要的作用与贡献，而上海则是成就近代宁波人辉煌的“大码头”、大舞台。可以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在全国无出其右。

在上海的宁波人为上海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同样是他们，成就了近代宁波，同样是推动近代宁波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因素。近代宁波人被认为思想观念比较开放，不保守，1916年8月孙中山考察宁波时说宁波风气之开通不在粤省之下，即大半受益于此。同时在上海成就事业的宁波商人大多具有强烈的家乡情结，他们发迹后热衷于家乡建设，举办各类事业。他们为宁波带来了资金、技术、人才，更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从而成为宁波近代化的强大推动力量。当代著名宁波帮企业家、慈善家李达三之叔公李志方，长期在上海担任日本轮船公司买办。由于受日人的影响，特别重视教育与卫生事业，先后在家乡东钱湖莫枝创办学校、医院，又发起“厕所革命”，将原遍布村中的茅坑集中一处，并加以隔离，同时努力改善饮用水，为偏僻的山村带来一股清风。

八十年代的宁波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地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宁波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上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当代宁波人又纷纷前往上海创业，再续近代宁波人的成就与辉煌。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以沪甬高速公路、杭州湾大桥、高铁等一批交通设施的投入使用，大大加强与方便了两地的联系与交往。也许是受益于两地独特的人文渊源与联系，宁波人在上海的创业活动成功机率往往较高。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宁波人在上海创办的企业达10万家以上，是宁波人在域外创办企业最多的地方，从业人数近50万人，在浙江省中名列前茅，其中不乏功成名就者。

2019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正为两地的发展与互动带来新的机遇。作为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宁波将充分发挥在港口与制造业以及与上海的历史渊源上的优势，在融入上海、服务上海、服务长三角发展一体化战略上，找准自己的坐标，确立自己的方位，励精图治，奋发有为。正在规划建设的通苏嘉甬铁路，建成后将大大缩短宁波与上海之间的距离，外婆家将近在咫尺。同样，乘着长三角一体化的东风，飞地模式在长三角地区盛行，上海与宁波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也随之进一步升级，2019年3月，慈溪（上海）飞地正式敲定，成为宁波第一个在上海的科创（双创）飞地，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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