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飞地模式中，飞出地（经济发达地区）出资建园区厂房，飞入地（欠发达地区）出人力资源劳动力，飞出地和飞入地双方作为利益共同体取长补短、互补互利，盘活区域经济。产业飞地模式的设计合理又符合客观规律，实践出真知，在具体的时间中，产业飞地模式获得成功的同时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
苏州工业园
以飞地经济最出名的案例——名满天下的苏州工业园为例：它的成功也并非一帆风顺。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跟新加坡政府开始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由新加坡协助招商， 斥资千万，邀请世界著名设计公司，对园区进行了整体规划。合理的规划和良好的前景吸引了中外项目前来投资，园区引入多项总投资超过1亿美元的大项目，奠定了园区发展的基础。
2000年后，园区的开发也遇到了很大困难。由于当时缺乏一个完整的投融资体制和成熟的融资平台，导致园区的开发进程十分缓慢， 70平方公里的规划面积，至2000年仅仅完成了8平方公里。
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最终新加坡方决定收缩在园区中的职责和投资，中方将全面负责园区的环境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地面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等职责，新方则转向提供人员培训等辅助职能。
虽然巨大的资金瓶颈摆在园区发展面前，但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开发园区的信念和努力，积极选择投资主体。从2000年开始，国家开发银行先后向园区累计发放四期贷款134.5亿元，占到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资的1/3，成为名副其实的园区开发建设的主力银行。
而国家发展银行的进入，不但扭转了苏州工业园区的资金劣势，更是从政府政策目标和城市产业定位出发，调整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策略，优先治理园区环境，针对高科技、物流园等项目，设立融资平台，优化产业结构。
现在的苏州工业园区，2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8万多家企业，其中全球500强企业85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800多个、国字号科研院所12家。
从葡萄园到生态科技岛
新加坡是' 飞地经济' 的资深玩家。新加坡通过数十年的填海也不过700 多平方公里，通过这块' 飞地经济' 实验区，新加坡大大拓展了发展空间，而苏州也借助这个' 飞地' 园区，实现了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其经济总量一度赶超广深。
作为与江苏双子星的南京，也有与新加坡共同建设的“飞地”。新加坡·南京生态科技岛是由江苏省委、省政府与新加坡贸工部共同推动，新加坡与南京市共同开发建设的整体合作项目。既有着新加坡花园城市的浪漫，也有着金陵帝王都的深厚底蕴。
新加坡·南京生态科技岛作为新苏理事会框架下旗舰合作项目,已成为体现国际理念、承载新苏合作、推动交流互动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岛上聚焦发展水科学和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与新加坡有关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广泛开展合作，共同打造面向未来的新一代产业体系。
在水科学产业合作方面，与新加坡公用事业局（PUB）、新加坡国立大学水研究中心（NUS-CWR）、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开展深度合作。同时，与新加坡等国家加强合作，成功举办了3届国际水环境治理高峰论坛，国际水协会（IWA）全球第二运营中心已经正式落户。
在人工智能产业合作方面，2018年6月，首届中新人工智能高峰论坛在岛上举行，与新方共同发起成立了中新人工智能联合研究中心和南洋高科技创新中心等合作项目。同年9月，全岛正式向全球发布《南京市生态科技岛人工智能示范区发展规划》（2018-2025），启动国内首个人工智能岛顶层设计，将生态科技岛打造成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与生态科技融合典范。
难以打破的“藩篱”
在一些飞地产业园巨大成功激励下，2000年以来全国范围内掀起一波波飞地产业园建设高潮。大江南北形形色色的飞地园区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既有省内联姻，也有跨省合作。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些看上去的“天作之合”，却频频陷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窘境中——正向良性博弈的不多，凑合着过甚至恶性斗殴的倒大行其道。只考虑政治诉求的拍脑袋决策、缺乏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合作双方发展与做事理念的冲突，共同导致了国内真正“飞起来”的飞地园区屈指可数。从已有飞地园区实践来看，要打破这些束缚并不容易。
以飞地经济模式尝试较多的江苏为例，早在2003年成立之初，江阴—靖江工业园区曾被各方寄予厚望，“缔造中国第一个真正打破行政区域樊篱、由两地整合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从而由先发地区带动后发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实操案例”。
靖江有沿江土地与劳动力优势，江阴有机制与资本优势，两地优势互补，园区各取所长，双赢看似顺理成章。
实际合作中，园区投资开发、经济管理以江阴为主，社会事务、土地、劳动力和环境配套以靖江为主。看似分工明确，实际运作中却矛盾重重。
园区建设首先要征地拆迁，而征地拆迁由靖江负责，但拆迁补偿中的补偿金额主导权在江阴。靖江方面认为在工作时很被动，比如碰到“钉子户”，可能稍微增加一点补偿款就能解决，但自己没有话语权；而江阴方面则认为，这是“弄个火坑让我们跳”。
在园区运行中，这样的矛盾纠结比比皆是。由于管理体制不顺，园区管理机构经历过两次大的调整。一是在2004年前后，初步确定省直管部分权限的机制；二是在2007年前后，采取委托授权的方式，将涉及到两市的一些管理权力交由园区管理。
靖江市充分授权之后，园区可以不再为行政管理冲突而烦恼，但同时园区也必须自筹资金开发建设，寻求财务平衡。这让园区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发展更为困难。
除了资金，园区最重要的是土地。由于土地审批实行属地管理，虽然靖江的支持力度也很大，但毕竟靖江有自己的园区板块，在同等条件下会优先保障自己的园区。园区计划内土地指标每年只有区区200亩，对稍大体量的项目而言，一年的土地指标根本不够用。
逐渐的，园区经济指标在江阴、靖江两市的占比，从最高峰的7%和20%，凄惨地回落到2%和5%；两地政府沟通的最重要平台——联动开发协调会议也一度暂停5年之久。产业结构老化、招商引资困难，园区发展衰退，飞地园区不但没能成为两地良性发展的纽带，反而成为产业连片开发的一个阻碍。
产业飞地的飞行经验
从过往的许多产业飞地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原先的飞地合作模式存在着共建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协调难，具体运营层面分歧多，经济发展理念差异大，尤其是存在行政主导下的激励扭曲、行为异化、边际效益递减等问题。
随着近年来如慈溪（上海）科创飞地、衢州（上海）飞地、枣庄（杭州）飞地等双创飞地的兴起与建设，产业飞地存在的这些问题也随之解决，新型的飞出地投资、委托第三方运营的模式下，双创飞地将不断进化，将双创（科创、人才）飞地和飞出地当地的园区形成共振，在人才虹吸和产业外溢双重效应的加成下，形成了顺飞、逆飞双向结合的新型飞地形态，使得区域内的创新创业要素的热运动空前活跃。
